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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觀點 | 全球史視野下的鄭和下西洋

2019-09-05 14:58:46 來源: 《中國史研究動態》 作者: 萬明
摘要:下西洋如何為建立現代意義的全球史提供了歷史資源?作為歷史上一次全球化的運動來闡釋鄭和下西洋,可以豐富我們對全球史的認知。

  原標題:全球史視野下的鄭和下西洋

  全球史興起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史學界對于全球化的學術反思與回應。隨著全球(global)核心詞匯在史學論著中的頻繁出現,史學的全球史轉向成為一股潮流,已經為世界上越來越多學者所接納,并將中外關系史研究推到史學研究的前沿。21世紀初,筆者將晚明社會變遷研究與全球化開端相聯系,從單純關注中外國家間的相互關系,轉變為關注全球史的一部分。

  全球史意味著以全球的視角重新梳理人類交往的歷史,關注全球空間發生的人類經驗。海洋是把不同國家和社會相互連接在一起的紐帶,考察人類歷史上的航海現象和海上各國各地區的交往與聯系,是全球史極為重要的一部分。15世紀在海上拉開全球化帷幕的是鄭和下西洋,清晰地標志著一個海洋新時代的開始。下西洋如何為建立現代意義的全球史提供了歷史資源?作為歷史上一次全球化的運動來闡釋鄭和下西洋,可以豐富我們對全球史的認知。

  “西洋”——印度洋的整體認知

  蒙元帝國崩潰后,國際關系格局出現新變化。明朝建立以后,對外聯系是全方位的,中西交通大開,包括陸上與海上。明朝六遣傅安、五遣陳誠從陸路出使西域,鄭和七下西洋,亦失哈七上北海。毋庸諱言,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鄭和下西洋。

  七下西洋,“西洋”究竟指哪里?這是理解鄭和下西洋的基本問題。根據筆者研究,“西洋”一開始是有特指的,在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通事馬歡所著《瀛涯勝覽》中,當時明朝人所認識的“西洋”,具體所指為“那沒黎洋”,也即今天稱為印度洋的海域。因此,這里是一個關鍵節點。百年以來,在鄭和下西洋研究中,學界從中國與東南亞關系、中國與南亞關系、中國與西亞關系、中國與東非關系出發,都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迄今鮮見有將鄭和下西洋的西洋就是印度洋的概念突出出來,把下印度洋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以致鄭和所下西洋即印度洋的事實被有意無意地遮蔽了,換言之,作為鄭和大航海時代一個整體的印度洋久已被極大地忽視了。迄今大多學者仍以文萊劃分東西洋界限,長期以來對鄭和所下“西洋”認識不清,更說明對于明代中國的外交理念與實踐,我們還應該有一個重新認識的過程。

  印度洋,是一個整體絲綢之路的空間。印度洋自古以來是東西方交往的匯聚之地。在世界古代四大文明搖籃中,印度洋孕育了其中之三。印度河流域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尼羅河流域文明分列印度洋區域的東、中、西部。今天我們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積7491萬平方公里,約占世界海洋總面積的五分之一,擁有紅海、阿拉伯海、亞丁灣、波斯灣、阿曼灣、孟加拉灣、安達曼海等重要邊緣海域和海灣。在古代,印度洋貿易緊緊地將亞、非、歐連接在一起。

  印度洋上的商業貿易自古繁榮發達,在印度洋西部,印度人、阿拉伯人、埃及人等活動頻繁,希臘、羅馬時代的商業活動發達。產生于公元1世紀的《厄立特里亞海回航記》(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是一本描寫印度洋沿岸東非、西亞及南亞海上貿易的著作。“厄立特里亞海”譯為“紅海”,但不同于今日所指的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的紅海。這個希臘、羅馬地理學家使用的名詞,不僅包括今日的紅海、阿曼灣到印度洋等地區,而且也包括了孟加拉灣(關于古代西方對印度洋的記述,請參見戈岱司編《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耿昇譯,中華書局,1987年;G.費瑯輯注《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耿昇、穆根來譯,中華書局,1989年)。中國《漢書·地理志》記載了公元前2世紀和公元前1世紀自徐聞、合浦到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的航行路線,說明中國與印度洋早已有通商關系。公元7世紀以后,執印度洋牛耳的則主要是阿拉伯人。

  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從西漢張騫鑿空西域,同時開辟了南海航線,到東漢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受阻于波斯灣頭望洋興嘆,東西方交往的重心從此定于亞歐大陸,經久不衰。這里涉及兩個關鍵問題:一是何時陸海絲綢之路全面貫通?二是東西方交往重心從陸到海的重大轉折,發生在什么時候?筆者認為雖然有唐代海路轉折之說,但是看看敦煌的璀璨,就毋庸贅言;還有認為蒙元帝國時代是海陸交通大開之時,實際上那是遺忘了元朝在海上打爪哇和日本,均以失敗告終。直至15世紀初鄭和七下西洋,中國人以史無前例的規模走向海洋,陸海絲綢之路才全面貫通,而貫通的匯合點即在印度洋,接著發生的就是古代絲綢之路從陸向海的重大轉折。

  從全球史的視野來看,鄭和七下印度洋,歷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一個印度洋時代。通過七下印度洋全覆蓋式的航海實踐,可以了解到15世紀初明代中國已形成了一個整體印度洋的認知。“鄭和下番自古里始”,當年的古里就是今天印度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從下西洋親歷者馬歡、費信的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以古里為中心的5條航線:1.古里至忽魯謨斯國(在今伊朗霍爾木茲海峽,扼波斯灣出口處);2.古里至祖法兒國(在今阿拉伯半島阿曼的佐法爾);3.古里至阿丹國(在今亞丁灣西北岸一帶,扼紅海和印度洋出入口);4.古里至剌撒國(舊說在今索馬里西北部的澤拉即Zeila一帶,近人認為是阿拉伯文Ra's的對音,義為岬,即也門沙爾韋恩角);5.古里至天方國(今沙特阿拉伯的麥加),即包含了印度洋周邊幾乎所有的重要地點。而重要延伸是東非航線,據鄭和等立《天妃之神靈應》碑,上面的木骨都束,即今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鄭和對印度洋全覆蓋式的航海外交全貌由此明確顯示了出來。而古里的選擇,遠離德里政治統治中心,“宣揚國威”不能成立。古里“是中世紀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之一,是一個香料和紡織品的國際貿易中心”(Dr.K.K.N.Kurup,“Foreword”,The Zamorins of Calicit,Calicut:Publication division Univ,1999)。這說明古代國際事務不全是受國家意志的左右,而是受到東西方固有海上聯系網絡與貿易交往趨勢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跟隨下西洋的費信詩所說“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在當時明朝人看來,西洋的盡頭就是西域,這是明朝人對于西洋與西域連接的認知。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鄭和下西洋的國家航海外交行為,全面貫通了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交匯之地就在印度洋,這是從海上給古代絲綢之路劃了一個圓。同時,印度洋上互動貿易網絡的建構,使得海上絲綢之路達于鼎盛。此后明朝人將亞歐大陸上的撒馬兒罕稱作“旱西洋”,忽魯謨斯的定位也從“西域”到了“西洋”,明朝人對于海外世界互聯互通的理念于此突顯出來。

  傳統的主流論述是從朝貢體制視角來理解和書寫下西洋的歷史,認為由此形成了東亞文明核心圈,即所謂東亞世界體系。從全球史的視角來看,鄭和下西洋的面貌和意義會有很大不同,不僅在空間上早已超出了東亞范圍,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修正以往極大地忽視了古代亞洲乃至歐洲都有朝貢概念與國際慣例的存在。明初國際秩序的理念,具有與前此蒙元帝國、后此西方海外擴張殖民帝國迥然不同的特征,不可簡單以傳統朝貢制度或體系籠統歸納和理解。進一步說,明朝外交的“不征”與“共享”理念,宣告徹底改變了蒙元帝國對外交往的暴力征服模式,使得明代中國與印度洋各國之間的互動,才變得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要頻繁和密切得多。鄭和七下印度洋,將今天的東北亞、東南亞、中亞、西亞、南亞,乃至東非、歐洲等廣袤的地方,連成了一個文明互動的共同體,政治上國家權力整體上揚,經濟上貿易資源互通有無,文化上多元文化認同交融。現存斯里蘭卡科倫坡國家博物館的“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爾文、波斯文三種文字記載著永樂皇帝的代表鄭和向佛祖、毗濕奴和真主阿拉貢獻布施的史實,是明朝人對于印度洋多元文化共生兼容認識的最好例證。中國通過走在世界前列的先進航海技術,改變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貿易的狀況,印度洋海上跨國網絡的建立,推動了區域國際貿易的活躍發展,開創了印度洋區域各國跨文明對話與合作發展的新局面和國際新秩序。如果要問跨國網絡和互動的結果是什么?是國際合作成為潮流,是新的國際體系的建構。永樂二十一年,出現了西洋古里、柯枝、加異勒、溜山、南浡利、蘇門答剌、阿魯、滿剌加等16國派遣使節1200人到北京的所謂“萬國來朝”盛況,是下西洋將中華秩序理念付諸實踐,在沒有對任何國家產生威脅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共享太平之福”國際新體系的標志。

  古代印度洋貿易緊緊地將亞、非、歐連接在一起,鄭和七下印度洋,成功地全面貫通了陸海絲綢之路,中國與印度洋周邊各國的合作互動,為一個“全球”貿易雛形的構建,也為一個整體的世界誕生于海上做出了重要鋪墊,可以說是拉開了全球史的序幕。這如果僅僅記在了后來歐洲人的賬上,是令人遺憾的。

  個案分析:滿剌加王國興起與馬六甲海峽凸顯

  現在讓我們回到第二個關鍵問題:東西方交往重心從陸到海的重大轉折,發生在什么時候?這就要談到馬六甲海峽地理位置重要,但在此前一直名不見經傳,15世紀初滿剌加王國的興起,是海峽得名的歷史淵源,直至15世紀初明朝永樂、宣德年間,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穿過馬六甲海峽,以達浩瀚的印度洋,留下了大量的印跡,其最深的印跡,莫過于滿剌加王國的興起和馬六甲海峽的凸顯。

  馬六甲海峽,又譯做麻六甲海峽(英語:Strait of Malacca;馬來語:Selat Melaka),是位于馬來半島與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之間的漫長海峽,現代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三國共同管轄。海峽西連安達曼海,東通南海,呈西北—東南走向,是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重要航道。海峽有著悠久的歷史,阿拉伯商人早就開辟了從印度洋穿過海峽,經過南海到達中國的航線。作為連接印度洋和南海的水道,馬六甲海峽是印度和中國之間最短的海上航道,是中國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然而,馬六甲海峽得名于貿易港口馬六甲(Melaka,原稱Malacca),國際上習慣以馬六甲稱呼該海峽,這只能追溯到15世紀初滿剌加王國的興起,形成一個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的時間點。而滿剌加王國興起,與鄭和下西洋密不可分。

  明朝洪武年間,在明朝交往的海外“三十國中”,尚沒有滿剌加出現。英國東南亞史家D.G.E.霍爾認為,關于這個城市建立的年代,存在著很大的意見分歧。他指出1292年馬可·波羅(Marco Polo)、1323年鄂多立克(Odoric)、1345—1346年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以及1365年的《爪哇史頌》都沒有提到這個地方,說明這座城市是由拜里迷蘇剌(Parameswara)建立的(《東南亞史》上冊,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260—261頁)。王賡武指出,“在1403年10月以前,中國朝廷對馬六甲是一無所知的”,他認為,“可能是來自南印度的一些穆斯林商人使明廷相信馬六甲是一個很大的商業中心”(《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姚楠編譯,中國友誼出版社,1987年,第85頁)。我們注意到,明朝得到滿剌加的消息是從穆斯林商人那里,這是準確無誤的;但是,從中外歷史記錄了解到,下西洋開始時那里“一個很大的商業中心”尚不存在(溫斯泰德《馬來亞史》上冊,姚梓良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第79—80頁)。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記載,滿剌加“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耳,遂名曰五嶼。無國王,止有頭目掌管。此地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差人征伐”。記述滿剌加“田瘦谷薄,人少耕種”。“人多以漁為業,用獨木刳舟泛海取漁”。同時記述了當時的商貿狀況:“有一大溪河水,下流從王居前過入海,其王于溪上建立木橋,上造橋亭二十余間,諸物買賣皆從其上。”(萬明校注《明本瀛涯勝覽校注·滿剌加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35、36頁)法國學者戈岱斯根據拜里迷蘇剌在馬來群島的活動,推測他在滿剌加形成聚落出現在15世紀頭兩年(Les etatshindouise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Paris,1948,p.409)。這也就引向了滿剌加與明朝建立聯系的關鍵時間點。拜里迷蘇剌是滿剌加王國的創建者,據中國史籍記載,滿剌加國王5次親自前來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永樂九年,拜里迷蘇剌國王親率王妃、王子和陪臣540多人到明朝訪問(《明太宗實錄》卷一一七,永樂九年七月甲申)。明朝不僅幫助滿剌加擺脫了暹羅的控制,還曾贈送船只給滿剌加國王“歸國守土”。

  更重要的是,鄭和遠航與滿剌加有著特殊關系,馬歡《瀛涯勝覽》記載:“凡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益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去各國船只回到此處取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內,等候南風正順,于五月中旬開洋回還。”(萬明校注《明本瀛涯勝覽校注·滿剌加國》,第38頁)這里清楚地表明,鄭和船隊的船只分頭出發到各國進行貿易,最后都要匯合在滿剌加,等待季風到來一起回國。進一步說,即使前往西洋的航程不經過扼守馬六甲海峽的滿剌加,回程也全都要在滿剌加集結。因此鄭和下西洋絕不僅是5次到達滿剌加,以往返計,可能會達到十幾次之多。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同意鄭和在其國土上建立官場,存放貨物,為鄭和船隊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外府,使得鄭和船隊可以安全航行到印度洋周邊各地。15世紀初明滿之間由完全不了解到關系發展迅速,其中的奧秘,是雙方都看清了海峽地區的共同利益所在,互相信任,建立了一種新型國際關系,最終產生了合作雙贏的結果。在中國和印度洋之間一個重要貿易中轉地與一個繁盛的國際貿易中心的興起,標志了馬六甲海峽的崛起,其興盛幾乎持續了一個世紀,直至西方葡萄牙人東來才被打斷。

  馬六甲海峽崛起,掌管了貫穿東西方交往生命線的鑰匙。發展到15世紀末,位于海峽最狹窄地帶的強盛的滿剌加王國,控制著世界貿易航路的重要組成部分。馬來文獻《馬來紀年》記載了滿剌加通商的情景:“不論上風和下風的行商,也常到滿剌加,當時非常熱鬧。阿拉伯人稱這地方叫作馬六甲(Malakat),意思是集合各商賈的市場,因為各種族各樣的商賈,都常到這里,而當地大人物們的行動也極為公正”。(許云樵譯注《馬來紀年》,新加坡青年書局,1966年,第130頁)。后來的葡萄牙人印證了滿剌加的重要國際貿易地位。葡萄牙人達·伽馬在1492年在印度卡利卡特,即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古里登陸,緊接著沿著鄭和航行的路線于1511年占據了滿剌加。葡萄牙人皮雷斯描述了在16世紀初所見滿剌加繁盛的商業貿易景象,當時在滿刺加的街道上行走,可以聽到不下84種不同的語言。城內的外國商賈約有4000人之眾(The Suma Orientalof Tome Pires,Vol.2,pp.254—255)。此話雖有夸大之嫌,但卻也說明了當時的滿剌加連接了亞洲、非洲和歐洲,是東西方文明間對話與交流的匯聚之地。認識到滿剌加在東西方貿易中的地位舉足輕重,1511年葡萄牙果阿總督阿爾布克爾克說:“我確實相信,如果還有另一個世界,或者在我們所知道的以外還有另一條航線的話,那么他們必然將尋找到馬六甲來,因為在這里,他們可以找到凡是世界所能說得出的任何一種藥材和香料”(B.de Albuqueque: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fonso D'albuqueque,ed.By W.de Gray Birch,Vol.3,p.118)。明人何喬遠《名山藏》中記載滿剌加時用了“諸番之會”來形容,是恰如其分的。

  滿剌加王國興起,是歷史上國際關系合作共贏的成功范例;海峽得名恰在此時,從此海峽凸顯在世界地標之上,而更為深遠的意義,則莫過于標志了東西方交往重心從亞歐大陸向海上的重大轉折發生。

  結語

  航海活動如何構成了世界性的網絡?全球的網絡又是如何在海上構建起來?追本溯源,15世紀初明代中國從農耕大國向海洋大國的強勁走勢,和鄭和七下印度洋全覆蓋式的印度洋航海外交與印度洋周邊各國的互聯互動,形成了暢通的東西方海上交往網絡,構建了一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的國際體系。一個相對和平、合作與繁榮的印度洋時代,其特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陸海絲綢之路的全面貫通,二是東西方交往重心從亞歐大陸向海上發生重大轉折。這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展現了更為豐富深刻的歷史圖景:奠定了全球化在海上的誕生,人類最終融為一個整體世界——一部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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